刘伟仁

作者简介：李忠夏，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宪法功能 宪法范式 宪法变迁 。

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所采纳的政府数据开放原则，坚持政府数据的全面性、基础性、颗粒度、及时性与机器可处理性。[viii]2019年，美国正式通过和签署《开放、公共、电子、必要政府数据法案》，这一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规制机构以标准化、非专有化的格式公开其所有信息。

在具体方案上，政府数据开放可以优先开放高价值数据集，以此减轻行政机关的压力，使得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有的放矢。正如前文所言，面对海量的政府数据开放，社会仍然常常面临无从下手与难以利用的困境。See Pub. L. No.115-435,132 Stat.5529. [x] See Directive (EU)2019/1024. [xi] See Directive 2013/37/EU.从起源看，政府数据开放也受到了其他数据开放运动的影响。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采取依申请公开的方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信息公开制度，除了法定公开的事项，其他事项都主要依赖当事人提出申请。在公众层面，政府数据开放也面临类似的难题。

此时，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府数据开放所能提供给个人的就可能是杂音而非知识。[lv] See Peter K. Yu,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20 Cardozo Arts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1(2002); Andrew G. Celli, Jr. and Kenneth M. Dreifach, Postcards from the Edge: Surveying the Digital Divide,20 Cardozo Arts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53(2002). [lvi] See Directive (EU)2019/1024, article 11, para 1. [lvii] Directive (EU)2019/1024, article 12, para 1. [lviii] See Directive (EU)2019/1024, article 12, para 2. [lix] 参见丁晓东：《网络中立与平台中立——中立性视野下的网络架构与平台责任》，《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4期。笔者期待《行政处罚法》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建立起与非现场执法相适应的程序机制，这一点笔者还将进一步展开。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公权力的异化，需要用法律控制来规范权力。另有观点认为，全民违法的出现与群众规则意识淡薄息息相关，民众可能因为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而产生群体性违法事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惩罚力度不足，未能通过行政处罚达成权利与义务的协调。它与法律权利相比有着更为崇高的地位，是法定权利的产生源泉与内在根据。

[9]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自动化行政方式还未普及之前，即便行政处罚的标准失衡，也会由于人力的有限性而被掩盖，呈现出严格立法、选择执法的局面。当法律与道德究竟该如何塑造规则这一问题进入现实情境时，往往会显得复杂而棘手，解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更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素材。

[8]参见《一年交通罚款3000亿元。然而，《行政处罚法》仍然留下了这样的问题：其一，如何确保设备符合标准、设置合理、标志明显，即审核主体是谁，检验时间、检验精度和检验效力如何，都有待进一步明确。[31]参见张青波：《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素》，载《法学》2020年第10期。[18]另外，在交通领域，交通标志、线路等的设置不够科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民违法的现象，为保证本文讨论问题的聚焦性，上述缘由不再展开论述。

基于公权力的性质，对国家机器的提防与克制是有益的。现实中，对任何一方的忽视或偏重都可能会导致价值关系的倾斜。至于第二个问题，除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外，行政机关应当允许相对人提出质疑并对当事人的质疑一一作出回应。鉴于此，有关部门应当充分进行法规备案审查，对相关规范展开合法性、适当性等多层次的审查，牢牢把住规范内容的合理性、妥当性。

事实上，醉驾的标准是建立于科学研究与广泛调研基础上的。[2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与刑事法律制度体系不同，我国行政违法制裁没有形成像刑事制裁一样完整的动机、情节、后果分析框架。[15]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四是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在2005年国务院《若干规定》第4条基础上，结合长期以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工作的经验，将关键理念、重要举措、核心环节等制度要素以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如，1924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的回答》一文中区分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后者又被明确解读为平等的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张友渔先生曾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径由国家和公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推导出公民行使自由权利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最终形成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正当性基础。注释: [1] 如胡弘弘、阿力木·沙塔尔：《宪法文本中民族团结含义及其维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三是对民族团结内容的规定基本上仍局限于原则性层面。[90]基于政治效忠原则，作为基本义务的民族团结归入忠诚义务和守法义务毋庸置疑。

[99]最后，民族团结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虽难谓普遍，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不同国家的国情尤其是宪制传统所决定的。三是将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维护祖国安全、服兵役和纳税等义务认定为宪法确认的公民或组织的政治效忠义务。

民族团结若欲在宪法层面获得最佳保障效果，自应在前述三个范畴中全面体现：《宪法》第4条第1款第一句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从基本权利角度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前提，第二句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团结关系则从国家权力（职责）的角度予以直接阐述，[80]而基本义务视角的规制任务显然通过第52条具体实现。197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61条甚至将维护民族团结定位为每个公民的最高义务。

[105] 参见[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1页。一是最常见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1934年《对苗瑶民的口号》等反映的汉族与苗族、瑶族关系。

[79] 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57] 王晖：《法律中的团结观与基本义务》，《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2.第52条同宪法序言的逻辑关联 一是2018年入宪的中华民族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制度目标。一是清理既有规范，对各级（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各类（中央立法/地方立法、一般地方立法/自治立法、专题立法/综合立法中的相关条款、法律规范/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摸清家底，认清原点。

[112]三是作为依据，通过具体法律规范的间接实施。关于民族团结的地方立法中最典型的是直接以相关表述为主题、旨在对特定地方民族团结促进工作予以全面规制的一类地方立法。

[88] 非道德性义务则以《宪法》第51条为代表，此处不赘。（三）其他国家宪法文本对基本义务尤其是民族团结义务的冷落会否侵蚀我国《宪法》第52条的合理性 首先，基本义务条款绝非各国宪法文本中的另类。

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由此，《宪法》序言第十一段第三句要……主要是……也要的表述，不仅在语法上存在主次之分，[54]其规范意涵也得到了现行法律体系的印证。

也有学者为避免与宪法义务相对性而将法律义务称为法义务。[90] 参见胡玉鸿：《公民美德与公民义务》，《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55] 在1982年修宪时就有人出于对此前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的警惕而提出只写反对大汉族主义补写反对大民族主义的建议，但秘书处研究后认为地方民主主义是客观存在的，有时还可能发展成严重的对抗性矛盾，因此对前述建议未予采纳。最后，违法行为类型化突出了当前民族团结立法的重点。

[3]四是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附带分析民族团结立法问题。但基于第四句明确以国家为主语的类比逻辑，第三句的缺失应理解为主语的可指示参照性，进而适用序言第十三段最宽泛的主体范围。

三是形成民族团结法治建设规划并将其深度耦合进国家改革战略，形成科学匹配、有机衔接的发展策略与步骤。[5] 典型解释如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

[92] 朱孔武：《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马岭：《宪法权利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章第一节。